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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7章 摊丁入亩(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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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是乡绅,乡绅有浓厚的官方背景,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只是没有奋战在第一线,“近似于官而异于官,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”,以特殊身份充当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,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基层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的集团。

“绅为一邑之望,士为四民之首”,在普通民众圈子中,乡绅有特权,有文化,有经济实力,有声望和号召力,是当地天然的首领,地方上的纠纷调解、赈济募捐(灾荒饥年赈灾)、文教倡导(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)、公共工程(水利、道路、桥梁、孔庙、书院学堂、普济堂等)、民团保卫(团练)等事务,都是由乡绅带头并主导实施的。

强大的乡绅,平时指挥族人就像指挥奴隶一样,愚民们不怕官,只怕他们,没有敢不听其驱使的,如果官员能礼遇乡绅,使乡绅信服官府,百姓信服乡绅,政令就可以上通下达。

除了保甲和乡绅,基层社会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,即宗族。宗族有自己的族长、成员、族产、祠堂、族规、私塾,类似于一个小社会,可以不依赖政府而独立运行,而政府为了贯彻“移孝作忠”的政策,同时也出于避免麻烦、节省行政成本、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,会给与宗族一定的自治权。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及其恶劣的后果,就是村民依附宗族而不是依附国家,个人出了事情宗族会管,所以他们心里只有家族没有国家。

东晋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本土的宗族势力和流民帅的武力豪强。他们乘着天下大乱侵吞土地,聚集民众,编练部曲,保护宗族,守卫乡里,他们既是生产组织,又是军事组织,因此可以说,这种以乡里关系为纽带的宗主、宗族、乡人三位一体的乡党共同体结构,无论在其桑梓还是在流移途中,甚至在定居以后,非但没有削弱,而且不断强化了。这种社会结构不是完全封闭的,大大小小的豪族对当地的零散流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,乡里流民也往往傍于宗主、土豪,充当其部曲和宾客。

所谓南北权豪竞招游食,国弊家丰,正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。具体就襄阳地区的情况而言,当时沔汉地方国家编户日少,而地方豪族势力则日益强盛。乡人部曲投奔豪强,意为保身安命,而宗主豪强又藉乡党部曲扩充自身势力,两者实为相互依赖。襄阳地方社会的这种豪族政治,制约甚至决定着南朝朝廷在这一地区的行政方式。

因为这些武力豪宗的存在,刺史军府都被架空,雍州(侨州)刺史或军府都督欲有举措,确实不得不依仗这些地方豪强的乡土力量。当然,地方豪强欲图进身之阶,也不得不对州牧长官有所仰仗。于是,地方军政长官、豪强、乡党三者之间的相互依仗关系便相当明显了。这些乡党武装力量,本出自豪强私门,唯利是图,故攻城夺邑,杀掠甚重,豪强、州牧等又藉其武力,故而鲜能制止。

豪强对于基层人口,土地和军事的垄断,一直延续到唐朝,谁要上台做皇帝,都要他们点头支持,豪族在凭藉其乡里社会结构奠定了宗族、军事和经济的基础,凭藉其雄厚的人力与财力,他们在南朝诸政权更迭等重大军政活动中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后世的雍州,襄阳豪族势

力膨胀,纵横乡里,对地方政务影响巨大。刘宋大明中,王玄谟主持雍州土断,河东柳僧景制令南阳、顺阳、上庸、新城诸郡并发兵讨玄谟,以致最后土断之事难以进行。薛安都以徐州投奔北魏,其子伯令、環龙等竟在沔汉地区聚集亡命数千人,袭击广平、攻克顺阳,并略有义城、扶风,置立守宰。

刘宋明帝时,一度局势动*乱,雍州大族几乎无人参与;而萧衍以雍州为基地,覆齐建梁,雍州豪族则积极拥护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稳固的利益共同体,与其内部间的婚姻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“咱们这样干,首先反对的就是士族豪门呀,没有他们的支持,咱们在襄阳能站稳脚跟吗?”刘正担心地问道。刘家自己就是一个土豪,谁要来丈量土地,摊丁入亩增加税收,他会拼命的。

“不这样干不行啊!”刘丹道,“就拿咱们家来说,除开这些开办的这些工厂来说,占有这么多土地,隐藏这么多的人,咱们土地税和人丁税交了多少?这些税收被我们截留下来干了什么?编练部曲,说是保家护宗,其实暗藏祸心。如果咱们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之后,手握重兵,就会铤而走险,危害国家。就像吴兴武康的沈充,跟着王敦起兵,一下就拉出一万私兵。祖爷爷,你想一想,如果四面强敌围攻我们,我们的战士都在外面抵御外侮,这些土豪突然给我们心窝里来一下,咱们受得了?”

现在的襄阳和南阳有一个好处,就是一方面南阳盆地的封建宗族势力被摧毁的很严重,比如南阳蔡家被王如连根拔起,大量士族整体南迁,留下大量的土地没有人耕种,另一方面就是虽然有一些武力豪宗存在,但是都还不成气候,不像在后世发展到登峰造极,可以左右一个政权的兴衰,现在对这些豪宗开刀,虽然有阻力,也会有动荡,但是还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内。

面对襄阳的现状,刘丹就一直在琢磨是进行土地的改革还是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。士族豪门把持着地方,他们是旧的社会势力的基础,如果不把他们摧毁,刘丹的强大只是建立在沙地上,随时会倾覆。这个时候刘丹才明白当年为什么要搞打土豪分田地了,不把地主阶级的基层组织摧毁,不打土豪分田地,就不能发动群众,就不能建立自己基层组织,就谈不上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战争。没有人民的支持,根本就不能做到以弱胜强,把那个政府搞成匪帮,最后把老美也挡住了。

三次宏大的战役中,人民给军队运送粮食,把后勤全部负担下来。而敌军呢?什么都得自己干,分出大量的兵力搞后勤,结果就是战斗人员减少。

刘丹在泡军事网的时候,也学习过这段历史,可以这样说,你可以不用看*中*国古代的历史文化,只要你把这段历史弄通了,就够你受用了。

土改本身不仅仅是土地的重新分配,而是依附于土地之上的权力重新分配。因为在农业社会,土地就是最核心的资源,土地就意味着权力。无论是村社公田还是宗族族田还是主客租佃,土地意味着权力。所以土改时打破村社原有权力分配的关键。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权力。领主没有了土地,谁还当你是领主

?宗族没有族田,族权自然就削弱和瓦解了。所以土改本身就是社会革命,他是用来打破旧的社会体系的。土地改革未必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,但很可能是快速工业化的助推剂。进行过土改的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大陆和湾湾的工业化速度都很快,相比之下南亚、东南亚、拉美就要差很多。

土改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摧毁中国的宗族制度,建立国家基层组织,让民众对于宗族的依赖转变成对于国家的依赖,有困难找政府而不是找宗族,改变过去民众只有家庭、家族没有国家的观念,从一个宗族国家转变成一个民族国家,这是一切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,也是爱国主义的基础,这样中国人民才会团结,拧成一股绳,才会强大。

“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:中国人能近代化吗?能赶上西洋人吗?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?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?能的话,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;不能的话,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。”

后世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《中国近代史》中的这一世纪之问,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?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、人民富裕?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,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?

刘丹现在面临的襄阳局势和后世不一样,首先刘丹没有一个纲领,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指导思想和组织保证,学着搞打土豪分田地很可能会玩脱了,最后弄成农民暴动式的均贫富,对农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。

其次,分田地是因为当时的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上,没有多余的土地。现在的东晋不同,北方有大片的土地因为战争成了无主之地,这些土地正好可以接收过来,搞新农村建设,安置流民。

“父亲,在郡府要做的工作就是考虑摊丁入亩这个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,第一要保证税收不会减少,第二要考虑如何建立乡、村一级的基层组织。那个九品中正制全部废除,我们的官员都要自己培养。我们的学校可以搞一个干部培训班,从乡村挑选人才培养成骨干,将来他们就是乡村干部。

现在他们侵占的土地一般情况下我们予以承认,但是都要交税。我们重新丈量土地登记造册,除此之外的其他土地都收归国有,再也不分配出去,如果有人想出售土地,我们可以买下来。荒废三年以上的土地全部没收,规定每个人拥有的土地上限,超出部分要交重税。

这样做得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土地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,也就是说以后做官也好,当兵也好,立功也好,得了爵位也好,都不再奖赏土地。没有土地,我们做什么事都很被动,比如我们要修一条路到荆州,沿途要征用一些土地,如果土地是私人的,我们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”

大家听刘丹这样说,都被雷得不轻,这样干等于把几百年以来的制度都推倒了。没有好处谁会做官,谁会当兵,爵位还有什么用,谁还会拥护我们?还有,如果人头税都摊入田亩,那些世家的收留的荫户没有价值了,全部都被人赶出来怎么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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