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要对他说出来，他都能帮你做到。实际上这家公司的服务能力还不仅仅于此，一切和语言相关的它基本上都能囊括。比如说它的另一款智能阅读器就很受老年人欢迎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此时，人们又重新找回了阅读习惯。但是好习惯，却需要好眼神儿。可是人一旦到了50多岁，就进入了花眼状态，看起书来会非常的累。这时候你就需要这样的一款产品，你仍然可以坐在书房的沙发上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而那阅读器，就可以放在书的上面。轻轻薄薄的像一张卡片，但他却能把书上的文字，通过另外一个硬件外设，投射到你面前的墙上或电视机上，使你可以轻易的阅读这些放大过的文字。但如果你想养养神儿，只要按动一个按钮，你就可以闭上眼睛，听他来给你读。如果书上的内容有你不懂的地方，你只要把手当鼠标一样，把那段文字抹黑，再点击一下解释键，那段文字的意思，便出现在你面前，各种各样的解释版本供你选择，象过去在百度搜索一样。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问题牵涉到世界60多亿人，因此，科大讯飞这家公司积累了近0亿的用户，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公司，它的市值已经超越了微软，跻身于世界十强。事实上，跻身世界十强，对中国的企业来说，也不再是什么稀罕事儿。中国拥有最大的消费人群，只要把内需这个问题解决好了，中国的前十强，也就成为了世界的前十强。
中国已进入一个烈火烹油的繁华时代，但是，并不意味着，就没有什么问题。
由于自动化生产线，价格十分昂贵。这就使得想投身制造业的人，往往不得不面对一个很高的门槛，增加了初始资金投入的难度。如此一来，那些原先拥有雄厚资本的企业主，渐渐的变成了寡头，企业规模越做越大，生产效率越来越高，很难有新的资本能够直接超越他和他竞争。
很显然，这成为了一个问题。马克思的资本论，曾有一个无限积累原则。即资本将不可逆转的不断积累，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。这就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分析依据。虽然马克思的悲观预言过去没有实现，但是在今天，这一景象却在慢慢的临近。
社会上无所事事的人开始增多，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替换了太多的劳动力。初始的时候，人们还没有感觉，因为这时候医保、社保、房价、教育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，一个人只要随便找一份工作，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。那些有知识，拥有较高劳动能力的人，成了真正的金领。他们可以凭借雄厚的资本和那些用起来价格低廉的机器人，日夜不停为他们赚钱。而那些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，才能生存的人，却都因此失去了工作，慢慢的他们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，因为再不会有人，请他们去帮着搬砖、砌墙、清扫垃圾来付薪水给他们。即使打扫那高高的烟筒，也都有无人机打扫机器来代替了。
这似乎是一个悲剧的开始。在过去的那个时代，一个国家每年的财政总收入，大体有两部分构成，一部分叫资本性收入，一部分叫劳务性收入。而这两部分收入的占比，通常情况下维持在50：50。而今天已经大大的不同，资本性收入和劳务性收入的比例，已经形成了75:5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国家一年赚到的钱，其中的75%，是由资本投入形成的。而其他5%的收入，是给别人劳动的所得。问题就在于，那些拥有资本投入能力的人的数量，只占总人数的0%。也就意味着其他80%的人群，只能去分那一个5%的收入。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，尽管看起来人们生活的都还比过去好，那只是因为社会总财富增加太多，并不代表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同步的提高。
事与愿违，这和当初人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当初人们觉得，我们只要不断的搞技术创新，发展生产力，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，财富就会源源不断的涌到我们国家来，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幸福。现在，财富是源源不断的过来了，但幸福只存在一个很短的时期，就迅速的被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打破。
现在已经不提什么富二代，而说的更多的是富三代。因为富三代，比起富二代来，可是优裕了很多。过去的富二代，要继承上一代的家业，也要继承上一代的事业。但由于那些事业是上一代所创，有时候并不被富二代所喜欢。但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家族产业，他们不得不，面对一个不喜欢的工作方式，做比上一代还辛苦的工作。现在的富三代完全不那样思考问题，他们继承一笔钱，只需要选择一家基金公司，由基金公司再投给那些寡头，就会有钱，像自来水一样源源不断的流到自己的口袋里。如果有兴趣，他们就再去投资；如果没有兴趣，他们就把那些钱挥霍掉。
此时我们的主人公老黄，已经65岁了。自从父母去世以后，他又恢复了十几年前的生活状态，决定过几年清闲的日子，所有的生意都交给了儿子。张先生也退了出来，将生意交给了下一代。只有刘小劲还算年轻，但他却也能很好的保持住当时的理想，生意全由游向芬打理。并且还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沙龙活动，其中有旅游为主题，也有以艺术为主题，更有以运动为主题的活动。这使得他有条件和更多的富三代生活在一起，日子过得非常的潇洒。
而过去的朋友，每年会在固定的时间里见上两次面。每次见面，分别由老黄、张先生、刘小劲轮流坐庄。要么在和园，要么在某一个名山大川的山庄里，一盘桓就是数日。朋友中当然少不了当年的李教授和冯宇祺先生，这时候他们都已经进入了古稀之年。然而他们的专业成就，却越来越高。每次见面，朋友们仍然会高谈阔论，回忆过去，也展望未来。没有人给他们戴什么充满光环的头衔，然而他们却自带光环的关心着这个国家、这个社会。
这期间，李教授出版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本书，叫《新资本论》，他指出，在工业4.0背景下，人们要警惕日益加大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带来的社会问题，统治者要着力解决这些新问题。因为人类历史上，从没有发生这么高效率的生产活动，因此也没有成熟的经验，可以破解这一难题。这需要人们创新，或者可以想办法对机器人进行征税，然后再把征来的税，分配给那些没有劳动的劳动者，否则极易发生社会**。而这样的**一旦发生，将不再是过去那样少数几千人的游行。它将使全球的无产者，再一次联系起来，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。
而冯宇褀先生，也完成了他的止学研究，出版了一部著作，名字就叫《止学》。他引用老子的《道德经》里面的话作为立论的基础。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：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”他倡导无为而治。他觉得，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，看似在以加速度向上腾飞，实则是以加速度向下跌落。他提出，人类在这个地球上，可支配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如果像今天这样无限制的发展技术，无限制的进行竞争。那就会加速这些资源的枯竭，使人类更快的走向灭亡。在这个地方，他的思想和王墨翰，以及曾经出版过那一部被称为东方生物进化论的《物演通论》的作者王东岳走在了一起。同时也与西方那个生产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埃隆·马斯克，在警惕和阻止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遥相呼应。
这世界，让人有点看不懂了。（未完待续）